关于“新基建”的概念，怎么去理解，包括哪些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称，关于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我们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系统梳理国内外发展现状，初步研究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目前来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等。

新基建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精细化数据和精准化施策，为5G、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带来了发展机遇。政府在本身加速部署的同时，引领居民和企业培育使用习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包括模型开发、人才储备等在内的商业化能力。

1、助力实现“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

       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主要由企业纳税。2018年税收收入为15.6万亿，企业税收占据了税收总量的近九成。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对过高收入阶层征税效果欠佳。这一现象背后除了直接税等税种占比较低外，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居民高收入阶层中隐性收入占比较高。由于隐性收入本身信息采集较为困难，且具有波动较大等特征，传统口径下，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实际税负远低于名义税负，不利于实现“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5G和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对于数据获取、传输、分析的根本性变革，为破局上述困境提供了条件。首先，要加强税务部门与外汇交易金融监管机构的数据资源共享；其次，企业财务、产权交易各环节全方位、全过程联网，统筹梳理、挖掘不同主体间各类产权关系，为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税收管理提供信息支撑。新基建对于“隐性收入”显性化的识别一旦完成，实际上也就完成了对于高净值人群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对于政府再分配调控等政策有重要意义，对于探索各人群消费需求，从供给端提高生产效率，丰富定制化产品等亦有重要商业价值。

2、搭建精细化基础数据库，增强消费调控政策“乘数效应 ”

       当前，我国经济的引擎正日益由出口、投资转向以消费为主的内需，过去五年消费在我国GDP增长中贡献攀升至57.8%。而消费的主体是财富和消费能力差异明显的居民群体，由此为消费刺激政策精准化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能否及时、准确反映社会整体和结构上的变化，对于调控政策的制定及效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电商平台等互联网消费模式的普及、居民消费从实物型到服务型的升级，聚焦于传统货物零售的统计数据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失真”。

新基建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数据中心可以采集大量客观真实的数据，大大提高以往靠职能部门报送基础信息统计的精确性。统计局可以借助各地正积极筹建的数据中心，搭建更加精细化的经济基础数据库，利用物联网及线上数据等对居民真实消费情况进行动态智能化统计，改进对社会零售品消费规模的统计方法。在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消费能力、偏好进行准确摸底的基础上，借助最新的传播媒介进行消费券的“差异化”投放，这样，消费券等财政刺激的“乘数效应”将明显放大。

3、多维度甄别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企业创新氛围

      由于我国目前整体融资仍然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加倾向于将资金分配至重资产、现金流稳健的企业。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并鼓励银行、保险等机构的资金更多向科技型企业倾斜，试图疏通资金的传导困境。如何在传统的资产、收入、利润规模之外，寻找衡量企业真实创新能力的可靠指标始终是一个难题。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单一维度来衡量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弊端在于，以往许多企业在会计账目中把政府向企业资助计入研发支持，部分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购置高端设备，并没有提高研发试验的人才投入，而其中研发补贴收入在会计分录的勾稽中变形运用至管理费用。新基建的发展使得以数字信息化多维度模型认定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企业成为可能：依托新基建下大数据实时处理能力，借助全社会及专家力量对企业关键技术创新进行实时监督与反馈，并综合运用研发投入、工程技术人才水平、专利数量比重、专利的质量分级及技术市场推广等多维度数据模型，而更好的鉴别企业真实的科技创新能力。新基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多维度甄别，除了帮助政府对科技企业精准施策外，也有利于破解科技企业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一、二级市场对科技价值的定价效率，并逐步形成注重科研创新、工匠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总之，就经济领域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关键是要实现政策的“精准调控”，这对决策所依靠的数据精度、结构、维度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5G、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对于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的几何级提升，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新基建不是“特效药”而是新动能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大背景下，新基建的作用将不仅体现在短期，更为重要的是会产生长期效应和发挥长远影响。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逻辑。只有将新基建置于这一新逻辑当中，才能清晰认识其作用和意义。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新基建既非应对疫情冲击的权宜之计，也不是可以孤立讨论的流行话题，而是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契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从全球大背景观察，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特点依然明显。一方面需要走完发达国家业已完成的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需要积极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改造传统，又要发展新兴。从未来基于“工业4.0”而衍生出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观察，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并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科技实力由此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与产业融合的特点日益凸显。这对于中国、德国、日本等拥有或强或大的工业体系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次实现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难得“战略机遇期”。把两大背景联系起来，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在完成“双重任务”的过程中实现“变轨超车”，是我国经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作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其重要地位和作用不言自明。近代以来，我国几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这包括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拥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亿多个市场主体，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等。

       同时，要认识到在科技和人才积累、制度环境上，我们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短板依然明显。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这是从战略上前瞻性地指明了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壮大新增长点和形成发展新动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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